梁山伯的心中，有许多我无法解释的地方。究竟，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英台的？在杭州的三年，他心中对于英台究竟是怎样的感情？又为什么，当得知英台是女儿后，会立刻爱得九死不悔？种种得疑问，不仅我无法解决，甚至，就连梁山伯本人，也未必就读懂了自己的内心。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开始，他们之间并不是爱情！
梁山伯对于祝英台的最初好感，来自于祝英台关于“男女平等”的理论。而这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关键，并不在于祝英台的这段话说的有多高妙，，而在于祝的理论恰巧与梁山伯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让梁山伯感受到了自己的高妙，这对于年轻的梁山伯来说，可能是生平第一遭，而这种被认可，被欣赏的快感，也立刻反过来促成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欣赏。也就是“仁兄高论令人敬”是次要的，“志同道合称我心”才是关键。从祝英台一方来说，她要求男女平等是很正常，可梁哥哥有这一认识水平则是大大的走在了时代前面，我们不得不说他确实有着格外的出众之处，虽然这种理论水平在剧中显得很没有环境基础。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寡母从小向他灌输的思想？可惜当时不像现在那么流行“形象大使”。不然梁山伯同志凭着漂亮的外形与女人缘，有足够的资本做一个“妇女维权形象大使”，到处出席出席会议，拍拍广告，money就源源而来。也不怕后来因为“梁家贫寒祝家富”而被马文才抢了老婆，而且，对于成了社会名流的梁山伯，祝父和马公子还要顾忌一下社会影响呢。虽然很有潜质的梁山伯最终没有成为社会名流，却顺利地俘获了祝英台的芳心。而祝英台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做出决定，一则固然是因为梁山伯确是不错，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身为大家闺秀的她，阅历过的男性实在有限，直接影响到她选择的参照系也大有问题。梁山伯当然不会知道，祝英台觉得自己英俊潇洒，是相对于家中那位胡子一大把的父亲而言的。而才华横溢的结论，是可能祝英台是比较了平时家中那群其蠢无比的男仆后的结论——这样的对比，不要说梁山伯，就是四九也足够优秀了——不知梁兄在了解了这一节后，自信心会不会大受打击？
无论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一种误解，对于梁山伯来说，他肯定是从小很少受人赞扬的那种人，家境的贫寒以及由此而来的被人忽视，使一种小人物的落寞在梁山伯心中根深蒂固。而梁山伯所拥有的才学，又同时使得他和他的母亲，都无限渴望着将来出人头地的一天。未来可能的灿烂前景与目下现实的卑微处境交织在一起，梁山伯的心中不可能没有一点点不平（这一点在他对于马文才的看法上也可稍见端倪），因而也格外渴望有人欣赏他，理解他。而这种理解，其实是很难得到的，书院中的男性，除了马文才那样的纨绔子弟（当然和梁山伯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是和梁山伯一样苦读为做官的贫士，无暇顾及他人的内心（甚至还会相互提防）。而祝英台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一方面她有足以同梁山伯惺惺相惜的才情，同时她又不需要像那些男同学那样目标明确地为了考试而苦读，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又足够的闲情逸致。同时，她又有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初次闯入男性世界的好奇与热情。以上种种，构成了梁祝感情中的关键——知音之感，而这种感觉，在梁山伯一方显得格外强烈和纯粹。对祝英台来说，她倒是可能另有打算的。
正是由于梁山伯对于这种感情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三年没有看穿英台的女儿身——因为这种知音之交，原本是不需要在意性别的。何况，梁山伯以往的生活经验，也不足以教他去体味男女感情中的细微差异——虽然梁哥哥有有事没事研究一下人家耳朵的习惯，却还没有发展到像赵明诚那样趴在墙头偷看人家女眷打秋千的癖好。平时里看到的都是梁母一类的三姑六婆，祝英台的形象自然联系不到这一类——梁山伯的“不识”，只能证明他确实是个正人君子，虽然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正人君子。
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很难再说梁山伯有“同性恋”倾向了。（这一点似乎是不少梁祝研究者所感兴趣的。）证明这一点的最有力证据是：首先，在祝英台假托小九妹向他提亲的时候，他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而更说明问题的是，当师母提到英台留下的玉扇坠时，他马上问道“不知贤弟要娶谁？”表现出想从中玉成的意图，而不见任何醋意。可见，他始终还是把祝英台当作贤弟来看待的。当然，可能会有人提出“十相思”来反驳。的确，十相思是一个问题，如果梁哥哥不是故意在撒谎的话，那么他在以为英台是男子的前提下有如此的感情无论如何是恐怖的。不过，我要说的是，梁哥哥确实是撒谎了，不过不是故意，而是下意识的，自己也不知道的。在“十相思”中包含了两种感情，一种确实是对于“贤弟”的思念，另一种则是对于素昧平生的“九妹”的幻想。而时间上的错乱又是另一个问题，他将下山途中的一些心理也置换到了这里。同时，中国人习惯于将各种感情程式化，如男女间的相思就应该如十相思。相思五更之类一样。梁山伯在这里也很自然地将古人的情感化作了自己的情感，并深信不疑。（由此可见，梁哥哥也不完全是个正人君子，可能课后对于《西厢》一类书还是颇有涉猎的：）我们不能要求梁哥哥在遭受如此打击下还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没有必要将“十相思”字字落实——何况中国人向来是缺少逻辑的。
正因为梁山伯对于英台的性别问题从一开始也就是忽视的，也因为性别问题不成为两者能否互为知音的关键，所以，梁山伯在得知英台是女子时，才没有表现出过大的恐慌和难以接受。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许也就产生了——既然我坚持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是“知音”，而非“爱情”，那为什么他又非要娶英台不可呢？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思想的作用。中国古代对于男性间的知音是竭力颂扬的，如伯牙子期。可是，却没有同时留给异性知音一席之地。在传统意识中，男女间的关系，除了夫妻之外，一概是非法的。我们在古代文学中所可以见到的较为典型的男女间的纯粹心灵之交可能是《聊斋》中的《娇娜》一篇，但娇娜是狐仙，可以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人却不行。所以，以一曲《凤求凰》开始的相如文君，只能以夜奔来维持他们的关系。纯粹的心灵之交，在古人眼里，甚至是比“私奔”更惊世骇俗的——因为没有人相信。
明白了知音的感情必须在加上了社会伦理关系之后才能合法化和持久化，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梁山伯非要娶祝英台为妻了——如果在今天的社会，男女可以自由交往的话，在我看来，即使祝英台不成为梁山伯的妻子，也并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一定非要悲剧收场。（但，其实在今天，我们也未必真的相信“作不成恋人做朋友”，即我们不相信异性中存在着纯粹“知音”这种感情。）要命的是，梁祝本身对于这种“知音”也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足够的信心。非但马文才，祝公远无法容忍，梁山伯不会有勇气在祝英台成为马夫人之后，依然与她惺惺惜惺惺。在这里，婚姻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手段，为了维护一段并非爱情的唯一手段。而当手段行不通时，真正的目的也化为泡影，梁山伯重新又堕入了无人理解的内心孤寂之中，而这种孤寂与他出场时又不同，一旦习惯了被人呵护——虽然他并不理解这种感觉该怎样定义，却无疑感受到了其中的快乐——现在的痛苦更深百倍。婚姻的破灭，知音的分别，眼前刚刚崭露出的世界的温暖与多彩旋即破灭，堕入黑暗。一切都促使了敏感而脆弱的梁山伯的最终毁灭。
蝴蝶是梁祝爱情中最典型的意象，除了美丽之外，它最大的特点还在于这种美丽是纯粹审美上的，没有现实意义，即我们所谓的实用价值。因此不为现实社会所容，所以必然是脆弱的，是以悲剧收场的。就好像梁祝间的感情。还记得吗？我们从小就被教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
焦仲卿是现代意义上的模范丈夫：痴情而谨小慎微，习惯于对妻子低声下气。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的过分软弱，“哀其不幸努其不争”。但如果不是因为这是一出悲剧的缘故，“软弱”似乎也可以作为模范的标准之一而被接受。
可是，这个看似毫无秘密可言的模范丈夫身上，却有一些让我不能理解的“神秘”之处。
第一个疑问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为什么会“相见常日稀”？他的“单位”离家到底有多远？戏中说他与刘兰芝“结发整三年，夫妻长日不相见”，也就是说三年中，小焦同志回家的次数有限。对此情况，小焦的解释是“府里忙碌”，不过这也说不过去，他不过是一个小小府吏，似乎没有可能要忙得24小时连轴转，即使白天不停，晚上府衙也是要关门打烊，县太爷也是要睡觉的吧？第二种可能是府衙里家太远，来回不方便，就好像一个人家在上海却在北京工作，那是无可奈何的，只好两地分居。但小焦明显不属于这种情况。你看他新婚当夜，就因为“公务”的原因，在府衙和家之间打了个来回。让我们来算一下时间：他与兰芝讲话时是“二更天了”，相当于现在10点左右，回来时“时间尚早，母亲还不致起身”，那么算它是六点，也可能更早。算他在府衙仅耽搁了一个小时（这是算得最少的了，即使非要焦仲卿老远跑去干的是，照常理推度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那么来回一次最多不过3.5个小时，虽然也是有点远，一天来回一次有些困难，但一星期来回一次，应该说要求还不是太高。这关键还是个态度问题。你看他新婚第一天连夜赶回就可以知道，如果他真的像他说得那样夫妻之间甜如蜜的话，就不会老是呆在府衙不会来。再，《孔雀东南飞》原诗中有一句：“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不知为什么，我从第一次读开始就直觉地认定“常日稀”是“一天比一天少”的意思，很疑惑为什么会见面的日子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焦仲卿回家的间隔越来越长。）这里不存在焦仲卿的公务越来越繁忙的可能，他到死也是个小小府吏，未见晋升。那么，善意的解释是：随着婆媳战争的日益升级，无力化解的焦同志选择躲避，随你们吵得天翻地覆，他来个眼不见为净。即使是这样，对于他所一再重申钟爱的妻子，已经是一个颇不厚道的做法了。至于再不厚道一点的猜想，诸君还大可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
第二个疑问也许有些牵强，但在我看来却也值得玩味。即，对于秦罗敷事件，小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公认是：焦仲卿在感情上只忠于兰芝一人，对于秦罗敷，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我自然也持这一观点。但是，有一个细节，却反应了可能连焦仲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内心隐秘情结。即，当焦母第一次提出取罗敷的想法时，小焦的反应是：“连累兰芝终身苦，贻误别人也不该。”连累兰芝是可以理解的，可为什么说又要“贻误别人呢？”后来焦母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原来焦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母亲要在不休刘兰芝的情况下，再替他娶个秦罗敷进门。“就他这德行还想双美兼而得之？”虽然，他是已反对的态度来说出这一想法的。可他竟会如此迅速地想到这一节，也足以让我感到颇不爽快了。我很疑惑的是，如果焦母真的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多娶一个的话，他最后也会接受了？
再接下来，小焦同志无能与狡猾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说他无能，是因为毫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这点相信大家不会有疑义。说他狡猾，是因为他在明明责任在己的情况下，还要诿过于刘兰芝。在送别一场中，他一再强调兰芝“这样的无情，这样的铁石心肠”。诘吻她“就这样走了吗？”好像倒是兰芝自己执意要回家，受了委屈的倒是自己。我要是刘兰芝，真想当时恶作剧一下，对他说：“那好，我不铁石心肠，我跟你回家！”看小焦同志怎么办，估计要当场撅倒。
然后越来越不堪，刘兰芝回家后，焦仲卿并没有兑现“不久当还归，定然无变卦”的诺言，任凭兰芝等得望眼欲穿，他也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她。当然，他又可以托词“我是府里忙碌。”不过，当得知兰芝要再嫁时，他又“妒火中烧”地在第一时间赶来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对丫头说的：“你不要叫我姑爷，你的姑爷在太守衙门。”听得人想扇他两巴掌“早干什么去了，你？要吃醋还轮不到你！”据说，这还是改过了的版本。最初的版本是焦仲卿听到这一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去兴师问罪，后来范瑞娟在排演时觉得不太合适，与编剧商量后，才改为现在的形式。可见，原来的焦仲卿会比我们今天见到的更不可理喻。
其实，焦仲卿在对待刘兰芝的问题上，可以有很多办法。即使他不敢对其母公然开火，他既然可以长时间的不回家而不引起其母的怀疑，应该也有足够的条件学陆游的样子，在府衙附近找个地方暂时安置刘兰芝，而不应该毫不负责任地听任刘兰芝回家，如果他真的想让刘兰芝再回焦家的话。
再过分一点，小焦同志即使想带着刘兰芝远走高飞也不是不可能。他们一个有公务员的办事能力，一个有织布的手艺，完全可以自食其力，活得潇洒。（梁山伯与祝英台就不一样了，一个书呆子加一个千金小姐，私奔的结果只能是等死。）
之所以焦仲卿最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一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规范，是他习惯于对母亲惟命是从。但，究竟他与刘兰芝的感情有多深，似乎也应该是影响因素之一。
要之，小焦同志一开始并没有徇情的打算，说什么“拼将一死来相酬。”也不过说说而已，焦母一直没有同意重新接纳兰芝，但直到兰芝重新议婚，也没见他拿命相酬。他对兰芝说“早也求告，晚也哀恳”，以他那种一句“好不肖的东西”就被噎得一句话没有的性格，我也很怀疑他到底求告了没有，还是只是在兰芝面前说说而已。对于蒲苇磐石的誓言，他还要很不放心地问一句“你作磐石，恐有长短。”，明显对兰芝不够信任，没有信任的基础，别的一切也都不用说了。最后，当得知兰芝要再嫁的消息，他表示要兰芝“没为前盟伤心思。”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说过的话作废。”既然不要兰芝徇情，想必小焦也不会一个人去“自挂东南枝。”没想到，刘兰芝性格得很，还是“举身赴清池。”小焦到了这个时候，不管心里想什么，也只好生死相随了。没准，在最后关头还有点被“逼上梁山”的委屈。
对焦仲卿诽谤了这么多，并不代表我不喜欢焦仲卿这一人物。不管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他外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总还是让许多人迷恋的。特别是故事最后的那个完美的结局，让我们知道“徇情并不只是古老的传说。”足以将他之前一些不够完美的作为（如果真的有的话）通通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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