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奋斗
2019-11-6 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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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行只有以过时套路曲折谄上才能表现当下么
——由徐州梆子《扁担巷》想到的戏曲现代性问题
本月10号当天，在紫金大剧院观看了由徐州演艺集团江苏省梆子剧院演出的大型现代棒子剧《扁担巷》，观看之后，情绪一度较为激动，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亦频频意欲离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剧中的演员都是很好的演员，唱做基本无可挑剔，虽然不是梆子戏迷，但也能感受到整部剧作中纯正的梆子戏味道。作为被多部新编雷戏洗礼过，且也算是看过一些真正好戏的我，纠结的原因并不在于这出戏有当下许多新编戏的问题，比如形式上的话剧范儿、歌剧范儿、影视范儿，也不在于编剧高姿态地把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以及人文思考、叩问宇宙等高大上的思想融入作品；事实上，对上述有这样问题的新编戏我已经心态平和，并且往往会当乐子看。另外，理性思考，不管是形式上与传统戏曲两厢抵牾的戏剧化还是剧本思想文学上的思辨或许正是戏曲发展或者改革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发展改革的方法与态度，首先是要坚守传统戏曲的美学精神核心，或者说，戏曲就真的需要改革么？至少不是所有戏曲剧种都需要。自然，这个问题很深奥复杂，也不在本篇吐槽文的讨论范围，在此只是稍提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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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在《扁担巷》这出戏里都较为难得的没有；这出戏之所以让我难以忍受，是其不明不白的思想立意。简言之，就是拿肉麻当有趣，拿鸡毛当令箭，拿庸俗当高尚。并且这样的思想立意，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梨园行惯有的真诚朴实的“以过时套路谄上的作风”。节目单上的剧情简介是“该剧描写一群以刘大扁担为首的曾经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功民’们在新时代里的彷徨与坚守”此说诚然。扁担巷里的居民都是参加过淮海战役支前扁担队民兵本人及其后代，在新时代他们渐渐剥落了“功民”的光环身份，现实生活中他们面临着种种困境与思考。扁担巷外芸芸众生似乎都走上新时代，而扁担巷内环境局促艰难，居民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改变这一切，他们的生活依然很辛苦。因此他们苦闷、彷徨。剧情简介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部触及当代精神缺失的舞台艺术精品；也是一部尽现江苏梆子戏之美、在传承中创新的舞台佳作；更是一曲高扬坚守与担当、正直与清白社会信阳的赞歌。”所言“尽现江苏梆子之美”或许值得商榷，“在传承中创新”，就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言，比如舞美，也当得这句评价。而其所谓的“触及当代精神缺失”“高扬坚守与担当”等语云云，却实在是从何说起？！剧中当得知扁担巷即将拆迁时，居民们开始想利用拆迁赔款发私财，开始扩建自己的住房面积，以期望赔偿时可多拿点赔偿金。此举固然可鄙，然仓廪足而知廉耻，衣食足而知荣辱；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陋室瓢饮不改其乐。当大多数人已经小康，曾经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功民及功民之后生活困苦，即便他们不乏世俗与自私，试问能完全高姿态地指责他们么？作为编导、作为观众、作为执政党，不是深思这种现实情况背后的艰难无奈，反而反复强调“不占政府便宜”“清清白白做人”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令人作呕？社稷为民，自己的子民被逼得只有通过“占政府便宜”的方式才能改善生活，被批评讽刺的应该主要不是这些可怜的居民吧？剧中并不提供其他不占便宜的解决方式，也有没有去深度思考这个问题。尽管剧中把这样的矛盾摆了出来，但并不提出解决方案，作为文艺作品也不必要提供，但编剧至少应该给予这些居民一定的理解与表现空间，而不是把他们塑造成“占政府便宜”的道德缺失者，以对比凸出刘大扁担这位“不占政府便宜”的道德模范。
同样，作为当年的淮海战役扁担队的队长，刘大扁担的形象定位是“不占政府便宜”“清清白白做人”的昔日劳模今日道范。他的形象被简单符号化了。他的傍徨与思辨没有表现充分，仅仅在于强调与赞颂他那与当下格格不入的“清清白白做人”。诚然，“清清白白做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讴歌赞美的高洁品质，但剧中所宣扬的“清清白白做人”其实是对当下人思想迷茫的一种割裂与忽视。人物所坚持的美德很大程度上显得胶柱鼓瑟、不近人情，甚至是道德绑架。当儿子刘太平夫妇扩建房屋占用了小部分公共空间引起其他居民不满时，以小卖铺老板丁二为首的居民一方面是不满刘太平夫妇占用公共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德高望重的刘大扁担家不应该这样做，更多的其实是对他人能够取巧扩建房屋的不满。盛怒中刘大扁担责打了儿子，且以忆苦思甜的方式对在场众人进行了思想教育，众人于是得到安慰且感到羞惭最后灵魂甚至得到升华。这样的场景剧中很多，无不是铿锵有力的唱腔，激动无比的表演，各种色彩凝重的灯光与声调庄严的管弦乐的渲染；每一次的具体教育对象不一，具体事件不一，但主题都是大道理。于是我觉得很狗血，很不近人情，更不切中要害。刘大扁担认为自己是为国立过功的人，因此更要做清白人，更要为儿孙做榜样。扁担巷的生活比起外面不足，但比起战争年代却是美好的，自己及儿孙都应该感谢政府，而不是再有要求，有苦有难自己克服。他要求儿孙以他这套道理来“清白做人”，也用这套道理去教育劝慰扁担巷其他居民。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政府应尽的责任，以及当下人的需要。作为剧中人物形象，刘大扁担这一人物的思维可以理解，但编导一味凸出这个人物并且认可赞美其思想，就有很大问题。从现实来讲，扁担巷的其他居民应该是不可能被他说服的。他们的问题不是占不占政府便宜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清清白白做人的问题。而是现代人在当下怎么面对自己，怎么走出困境的问题。所谓当代人的“精神缺失”的确是有，但并非该剧表现的这样；所谓当代人的“坚守与担当”其实非常没有立场。此剧刻意回避了当代人真正的“精神缺失”也更没有理解当代人需要什么样的“坚守与担当”。似乎剧中一切矛盾的起因都只是大家没有刘大扁担以及黄老太太的思想觉悟，如果人人都像刘黄二位老人，一切就太平了。
剧中人物的种种困境很现实也很丰满，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空间以展开表现。扁担巷的功民之后为何困苦，他们自身一定也有原因；刘大扁担德高望重，一生清白；他的儿子刘太平老实软弱，因为要发扬革命先辈后代的风格，主动填补了下岗工人的空缺，却至今没有能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刘大扁担的孙子刘太平的儿子刘开放不能理解爷爷，也缺乏对那段光辉历史应有的尊重，与未婚妻未婚先孕，没有正式工作；我们不禁要问，刘大扁担的后代，或者说当年扁担巷革命先辈的后代，一何至此？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亦或还有社会和时代的问题？剧中没有触及，更没有思考，甚至连合理圆融的解释都没有。而不难发现的是，刘氏三代人各自的性格形象就隐喻在其名字中。刘大扁担教育儿子“不占政府便意”“清清白白做人”，于是刘太平以父命为是，果真太平地过着大半生。刘开放不然，他对扁担巷的现状明确地表达了不满。三代人似乎是个纵向的类比，也似乎是在告诉观众，一代不如一代，背后的思维，还是要求当下的观众去学习从战争年代走过的刘大扁担，然而刘大扁担是个与当下格格不入的人，是个缺乏当下人需要的人。因此说该剧立意不明不白。但事实上该剧又表达得很清楚：“不占政府便意”“清清白白做人”。这个立意相当避重就轻，很难立得住脚。整出戏看下来，有一种真诚朴实的虚伪感，本来故事是可以很饱满的，但却处处做作狗血。这种感觉很像是在听中学班主任的教育训话，也很像每逢建党、建军、国庆等红色节日CCAV或各个学校、街道组织的文艺演出。而台上的演员们又个个都很认真，很卖力，并且能感觉到他们有一种朴实的，对这出戏，以及这出戏中所表达的思想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才是真正使我不可忍受的。
戏的开场是扁担巷居民日常生活的情景，老头们下棋，妇女们健身，少有的几个年轻人或路人，来来往往。刘大扁担拉着胡琴唱起琴书小调，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小卖铺老板丁二揶揄自嘲，抢过刘大扁担手中的胡琴，也唱起小调，面对着巷子对面的高楼大厦抱怨着扁担巷居民生活的辛苦，刘大扁担不以为意。丁二之女，电视台记者丁欣欣飘然上场，表示要做一档关于扁担巷的节目，到时需要采访刘大扁担这位在扁担巷极有威望的老功民。开场为全剧矛盾的展开做了铺垫，定下基调。丁欣欣要做节目这个情节甚至丁欣欣这个人物其实并没有用足用好，显得鸡肋，可能是想表达政府和媒体没有忘记“功民”，但这与具体剧情又是相矛盾的，剧情事实是，这些“功民”的确是被遗忘的。这其实也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如果让身份特殊的丁欣欣（既是扁担巷的居民承受着扁担巷的辛苦，又是媒体人有旁观者的思考视角）来真正介入扁担巷居民面对拆迁的实际行为中，可能会更好。但剧中的丁欣欣只是在父亲丁二与刘大扁担一家产生争执时作为劝架者之一出现在围观群众中，以及在剧末市长出现表示会解决扁担巷居民的问题时，以政府喉舌的媒体人身份出现，给市长帮腔说自己编导的反映扁担巷问题的节目也即将播出。丁欣欣代表的媒体人行为与政府行为高度一致。
当刘大扁担正在街道旁悠闲地拉着胡琴时，有人慌忙地跑来告诉他孙子刘开放与黄老太太发生了冲突，刘大扁担不相信平时关系融洽的祖孙二人会产生冲突，在别人紧张的催促中带着疑问下场，于是第一场戏在悬念中结束。这是剧中的第一个小高潮。黄老太太即黄杏儿，她的未婚夫杨二柱是当年淮海战役中扁担队的队长，更是刘大扁担的榜样。当年黄老太太与未婚夫曾许下誓言，杏花开时成婚，而杏花未开人已永诀，杨二柱英勇就以。因此，终生未婚的黄老太太酷爱杏花，杨二柱临终前把黄杏儿托付给刘大扁担，于是刘大扁担把黄杏儿认作干姐姐，养其终生。而即将新婚的孙子刘开放却为增加房屋面积修建新房，想把屋旁黄老太太视为性命的杏树挖掉。在第一场戏的悬念设置中，演员告诉观众刘开放和黄老太太发生激烈争吵，但其实这只是虚晃一枪，整出戏中，这祖孙俩都很和谐。发生激烈争吵的永远是道德模范刘大扁担与其余人等。挖杏树的风波引起的是刘大扁担与儿孙的矛盾。但这个看似感人的设置其实也经不起推敲。第一，虽然黄老太太故事很感人，但做得如此明显是比较不真实比较做作的。黄老太太后来愿意牺牲自己的情感寄托满足孙子刘开放扩建房屋的要求，剧中对黄老太太的这种牺牲再一次风格统一地做了渲染和强调，虽然看起来令人觉得表示形式上有点小题大做，不够深沉含蓄，但值得一提的演员的表现确是相当熨帖感人的。第二，那颗杏树实在不占多少地方，把它挖了扩建出的面积意义很值得怀疑，只能理解成是刘开放和母亲大琴的计策（似乎剧中也是这样表达的）。不管刘开放是真的想挖杏树还是以此为计策，至少都应该把这一点疑问点明，否则观众会有如我一般的疑问。第三，扁担巷既然要拆迁，杏树早晚是会被政府挖掉的。这一点剧中人怎么会没有想到。所以，刘大扁担对刘开放等人的教育重点应该不是杏树能不能挖，而是不应该以挖杏树做威胁。
另一处情节上的狗血是，当刘家挖杏树扩建房屋遭阻占用公共过道又遭批的情况下，刘开放的婚已不能如期举行。因为刘开放未婚妻苗苗的母亲要求男方家必须提供新房，什么时候有了新房什么时候举办婚礼。这又是一个当下显著的社会问题，就算不要求该剧一定要有必要的思考，但起码应该有圆润自然的表现。剧中的苗苗虽然只是传达了母亲的意思，自己并未直接表达，但人前孝顺甜美人后皱眉的苗苗似乎也是相当在乎新房的。然而后来尚未成婚的苗苗却怀孕了，于是老刘家一家人欢天喜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苗苗要求尽快结婚，并说家里人老思想很严重，未婚先孕很丢人。刘开放于是再一次请求爷爷刘大扁担允许自己挖杏树建房，刘大扁担再一次用生动的革命故事表示了不能挖。此时舞台天幕下情景再现了杨二柱牺牲时与刘大扁担的对话。杨二柱拜托刘大扁担好好照顾黄杏儿，刘大扁担说：哎！我一定把情况报告政府，让政府给俺杏儿姐盖两间大瓦房，杨二柱说：你忘记我平时是怎么给你说的了么？不要占政府一分便宜（此处是原话大意）！首先，政府优待革命烈士家属是应该的不是占便宜，即便烈士本人及家属风格高不需要，但也不能把这种高风格拉低来要求大家学习，而应该是高大的就让我们赞美他的高大，学习与否量力而为啊！其次，点题实在是太明显了，两间大瓦房明显是与刘开放的新房以及扁担巷剧目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相对比，倾向不言而喻。刘大扁担的这番真诚的说教引来了狗血的剧情，苗苗痛苦地说：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爷爷奶奶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事到如今只要把孩子拿掉了（原话大意如此）。说完哭着跑出了门。（演出进行到此处，我旁边坐着的两个男生异口同声的说了声：绿茶婊）刘开放、刘太平夫妇、黄老太太均受到震动，表示难以接受现实，刘大扁担也陷入痛苦的思考。如果苗苗的决定与痛苦是真实的，那么剧情很狗血。作为成年男女，他们不会不知道该有的常识，如果不想未婚先孕，相应的措施是应该采取的。其次，刻薄地说，对于剧中这样的青年男女，或者说对于当下的许多年轻人而言，拿掉一个不该出世的孩子，在那样的情景下未必不可行；如果觉得我这样的说法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那换一个角度说，没有什么比爱情和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更重要的，苗苗和刘开放大可以马上成婚，何必等新房？
在即将逝去重孙子的痛苦中，刘大扁担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坚守感到困惑。当年作为自己扁担队的队员的老街坊，还在人世的“功民”们穿上了当年的制服，集体来找刘大扁担，向他庄严地敬了军礼。言辞恳切地表达了生活住房的困难，希望当年救过市长父亲性命的刘大扁担能够向市长反映情况。说实话，看到此处，我很心痛。扁担巷居民不止一次希望刘大扁担告诉市长大家的困境。但在扁担巷居民看来，是因为大家曾经是“功民”或者是“功民”之后，刘大扁担还救过市长父亲的命，所以照顾一下是应该的，他们愚昧地把向政府正当的反映民生疾苦理解成需要关系走后门的照顾；而在刘大扁担看来，他认为我们不能这样走后门给政府添麻烦，我们应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接受现实、忆苦思甜，就应该安贫乐道。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与扁担巷居民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该剧的编导显然是认同刘大扁担的。剧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事实上或许是政府存在失职的表现，剧外编导也没有这样的思辨意识（没有意识到还是不敢？）。最终，刘大扁担拨通了市长的电话。此时剧中的处理强调了刘大扁担的无奈、痛苦，与万不得已，仿佛是对其“晚节不保”的控诉。
即便剧情种种不合理且狗血纠结，但结局永远是团圆的。一通电话引来了市长和市长秘书的亲临。群众情绪激动兴奋，并且得到抚慰。这其实也是现实中存在的。市长说扁担巷的情况他一直很关心，并高大上地说了句我认为是全剧中最该有的态度却有所缺失的话：不能让祖国功臣感到心寒。但接下来市长又高度赞扬了刘大扁担的坚守精神。舞台上无独有偶、果不其然地出现了一群红衣姑娘以琴书的形式歌唱着刘大扁担的坚守与清白，并发出感叹：试问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几许？这样的场景像极了传统戏中百年前的清官与百姓的同乐图。但这却发生在现代社会的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戏剧舞台上。看到此处，戏是圆满结束，我却是五内俱焚了。其剧情的做作狗血使得在此剧情规定之下演员不得不遵循做作狗血的表演，于是灯光、音乐等表现形式无一不风格统一地做作狗血。如此认真地做作狗血并且不自知的剧目中表现出了避重就轻，教育人民听政府话的主题思想。
一部自称“触及当下精神缺失的舞台精品”当下人的困境根本没有得到展现与解释。不过是居民需要一套房子，市长我、作为一个清官模样出来答应给居民解决，于是矛盾就化解了么？如果，刘大扁担没有拨通那几乎象征着他“晚节不保”的市长电话呢？再者，扁担巷是“功民巷”尚且如此，其他那些情况相似亦或更甚的居民呢？难道真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么？记得剧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刘开放对爷爷刘大扁担不无羡慕与抱怨地说，儿时的伙伴某胖子走出扁担巷之后，开起了法拉利，自己并非一定要和他比，但自己在扁担巷住一辈子，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扫兴。刘大扁担的回答是：我一生清清白白做人，不占政府一分一毫的便宜。以刘开放为代表的家人曾抱怨没有沾过“功民”“模范”刘大扁担的光，这样的抱怨是人之常情，也有些促狭；但刘大扁担的回答是否该令人深思呢。为什么有人走出了扁担巷，有人作无谓的坚守。坚守的是什么？这样的坚守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走出扁担巷并且安于现状，还是自己要坚守一种品质，这样的品质立得住么？走出扁担巷的人就一定是不清白占便宜没有坚守的人么？难道扁担巷里就没有一个堂堂正正走出去，清清白白开着自己挣来的法拉利的人么？需要思考的太多了。
本来，这出戏所涉及到的社会内容是很广泛且丰富的，也不乏深刻的可以挖掘的东西，除了刘大扁担以外，丁欣欣、苗苗、刘开放、刘太平、大琴都是可资挖掘表现的人物。就题材而言，这本来是一出多么适合展现戏曲现代性的剧目！作为观众我能感受到，这出戏的做作狗血是很真诚的，甚至是很朴实的，也就是说可能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故意的。值得提出注意的是，这出戏的剧本来自徐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很可能是集体创作。这恰恰不自觉地反应出了当代部分戏曲人对戏曲反应当代生活的态度，或者说，也恰恰说明这类剧目的不尽如人意，并非是戏曲艺术本身的问题，很可能是创作团队的力不从心，或者是能力有限。再者，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戏曲表现现代题材，表现社会敏感问题，是不是只有曲折谄上这一条道路可走呢？毕竟表现主旋律的现代题材戏曲，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槽点，很难有一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品。不得不说，同类题材中，近年来的此类戏曲，比起如今仍大有争议的样板戏，甚至有云泥之别。而往大了说，这样的槽点不单单只出现在戏曲作品中，在影视剧中也是比比皆是的。 粗略看来，这不过是一出戏而已，是笔者神经过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出戏中看出点什么来？此文仅针对剧目立意，就戏曲表演的角度来看，演员和主创们不可谓不认真努力，且，作为小剧种，或许大概，自有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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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3 2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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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3 22:50:04
